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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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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二十几岁的年纪,拥有一段完整的科研经历,以此来让自己对世界多一点点认识,从而有能力去做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情。我很明确这一点。”
在茶餐厅,我们见到了刘静宇。她是一个活泼热情、经历丰富、成绩优异又有个性,“笑起来会发光”的女孩。专业排名第一的她,将在今天下半年前往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在她所热爱的环境健康领域继续深造。

环院专访小队在采访刘静宇
在探索的过程中,热情只增不减
刘静宇和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结缘于环境学院的宝藏项目——“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治的美国经验”。怀着在美国得到的对于环境领域初步的认识,她先后在几位老师的指导下对各个方向进行了深深浅浅的探索,直到一场毒理学的讲座让她与郑焰老师之间擦出了火花。“我们聊得特别开心,感觉像是遇到了人生知己。”这场讲座开启了她在环境健康领域的科研之路。
“我从大二到大三的暑假正式开始做实验,之后就一边上课一边做实验。那时候经常做实验做到凌晨两点。由于独自一人在实验室是不符合安全规范的,我那时候甚至因此在安全例会上被通报批评了。”刘静宇坦言她当时觉得很委屈,郑焰老师鼓励她说:“你们能够从现在开始接触科研,已经比大多数的本科生都要优秀了。”然后又向她强调目的的重要性——做实验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清楚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后来我便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在做实验、包括做很多其他事情之前,想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并且在脑海中把流程过一遍。”

郑焰老师课题组
刘静宇在本科期间所研究的课题是抗生素对斑马鱼的免疫毒性,博士期间将要研究的课题是砷的形态在柬埔寨的稻米、地下水和土壤当中的转化以及风险评估,因此她曾经多次赴柬埔寨进行野外调查和室内试验工作。
她向我们分享了许多她在柬埔寨的经历,其中有一件令她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她和同伴在检测完一个片区的地下水基本指标后,推测这片水域可能砷含量超标。他们告诉当地居民不要用这些水,其中一户居民有着两个月大的孩子。“你能够感觉到,当地居民对于像我们这样从事科研的人是十分尊敬并且感激的,尽管那实际上是一个很简单的化学知识。”这件事情带给刘静宇的触动很大,她因此意识到做科研并不是越难越好,真正地去解决问题,才是科研的意义。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精力投入得越多,了解得越是深入,热情就越是一路高涨。
“一个东西你真的是越了解,你就会越喜欢。”

在柬埔寨的时候,老师在指导土样的采集
她还曾经在哥伦比亚大学LDEO实验室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暑研。在那里,她对于不同国籍、不同学校、不同背景的人们又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我跟大多数的PhD聊天,发现他们大多过得并不幸福。我当时身边很多来自名校的学生,他们并没有很坚定地一定要做科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想去读医学院,因为医生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很高。所以他们对于要不要做科研这件事情,是非常不急迫的。在南科大就很不一样,感觉我们学校有一种氛围,觉得做科研才是最崇高的、最好的、最优秀的,但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那些真正做科研做得好的,能够在实验室或者电脑前坐下来、坚持下来的人,一定是有天赋的,而且是真正喜欢的。因为有能做科研的智商,你肯定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刘静宇认为,科研方面的天赋体现在会问问题。对于知识的渴求、探索的欲望,是科研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我认为我在科研方面有这样的天赋,有兴奋、有热情、有欲望。我很喜欢我现在在做的东西,所以我选择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

刘静宇在哥伦比亚大学
眼界要宽广,体验要深入
刘静宇曾是学生新闻社摄影部的成员,参与过不少摄影活动,自己私底下也喜欢拍人像。不过,与很多其他热爱摄影的人不同,刘静宇说自己并不是一个热衷于旅游的人——“对我来说,走马观花的旅游是没有意思的。如果你没有在一个地方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去接触当地的人,你对于这个地方的理解和感受其实是片面的。我喜欢和人相处,所以我更愿意去不同的地方生活,而不是旅游。”
在纽约的三个月里,刘静宇喜欢跟身边的朋友一起去学跳舞。那个舞蹈起源于纽约,每次都有老奶奶或者是小朋友们一起学。“学到最后,大家可能都跳得很烂,但是都很开心,而且是一种比较有益的运动吧。我觉得我很享受尝试新事物、接触新的朋友的过程。”
和人相处对刘静宇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对生活的一种调剂。她告诉我们,在人生的一些低谷时刻,比如实验久久没有进展时,她会选择去找朋友、找老师聊天、倾诉。“难过的时候一定不要一个人待着,和别人分享、吐露之后的感觉会好许多。另外就是千万不要什么事都不干,哪怕很低落,也还是要坚持做下去。也许你做着做着事情就都会变好了。生活都是这个样子,科研也是。”

唐圆圆老师带领同学们去烧烤
到现在,她已经到过美国、柬埔寨和越南,认识了很多不同背景的朋友和前辈。问及她还有哪些地方想去时,她说:“我想去非洲。我对于非洲有很多的幻想。在我的脑海中,那里的人们应该都很淳朴;其次是我很喜欢那里的地域风情;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认为作为一个环境工作者,我应该并且有能力到那里去帮助他们。”
勇敢做自己
Dare to be DIFFERENT
刘静宇曾经为了让自己专注科研而剃光头的故事传得很开,许多人对她的勇气表示敬佩。再向我们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她笑着说道:“这是一件很spontaneous的事情。”她向我们分析了她当时这样做的动机,“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点是,我在哥大认识的朋友当中很多都是bisexual,并且我也参加了当时的LGBT活动。这件事情让我意识到,你必须要保持你自己的独立性,没有必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从哥大回来之后,出于对光头的好奇、对自己的激励,当然还有深圳燥热的天气,刘静宇便去剃了光头。她说她的想法其实很纯粹,就像是她去尝试摄影、跆拳道、舞蹈等一样,去尝试一个新事物。“不过我短期内应该不会再剃了,因为没有什么想法。我在想,我还没有留过长发,我现在想知道我长发会是什么样子。”
回顾自己的大学四年,刘静宇对自己做得比较满意的一点是“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说她现在很明确地知道,自己的确想在二十几岁这样的年纪,努力科研,加深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也特别希望能够做一些对社会有用的事情。“也许我最后会到大学里找一个教职,或者说能继续做科研,也许去去就业,我都不会后悔。我现在特别想要一个东西,我就会努力去追求它。”
给学弟学妹们的话
很想告诉学弟学妹们的是,永远不要根据标签去评判自己和他人。包括像你的学校,和你自身的优秀程度,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相关性。南科大的学生如果优秀,到了北大或者是国外的名校还是会一样优秀。丢掉这些标签之后,你的生活会开心很多。
最后,希望大家无论以后是工作还是科研,或者最后去做别的方向也好,一是要吃好,二是希望能做有用的事,还有就是要一定做一个好人。
图片提供:刘静宇 陈乾
采访:莫潇晗 董子沛
撰稿:莫潇晗
2026-10-10
2026-09-22
近日,南方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夏雨副教授团队与合作者在 Nature Water 发表了题为“Coupling filter mating with nanopore selective sequencing expands capturable conjugative plasmid recovery in biological wastewater treatment systems”的研究论文。研究团队将滤膜接合法与纳米孔选择性测序技术相结合,无需单独提取质粒DNA,即可在总DNA中直接富集污水处理系统中的可接合耐药质粒,显著拓展了可捕获耐药接合质粒的识别范围,为追踪耐药基因的潜在传播提供了新方法。污水处理厂汇集了来源多样的微生物,是耐药基因交换的热点场所。接合质粒能够携带耐药基因在细菌间转移,解析其组成与分布,是理解污水处理过程中耐药基因传播的重要基础。然而,常规质粒提取易因提取偏差和试剂盒偏好产生偏倚,低丰度质粒又常被海量染色体序列淹没,使得部分具有转移潜力的质粒难以被充分捕获识别。针对这一挑战,研究团队将滤膜接合的定向捕获能力与纳米孔选择性测序的实时读段筛选能力结合,建立滤膜接合与纳米孔选择性测序联用流程(FM-NSS):以荧光标记的大肠杆菌作为受体,通过滤膜接合法捕获污水菌群中真实发生转移的接合质粒,再利用纳米孔选择性测序实时弹出受体细胞基因组读段,从而在总DNA中直接富集目标质粒,省去了单独提取质粒DNA的步骤。研究将该流程应用于深圳一座市政污水处理厂的进水、厌氧污泥、缺氧污泥和活性污泥样本,并结合质粒分型与抗性基因注释开展分析。图1 FM-NSS研究流程。以污水微生物群落为供体、带绿色荧光标记的大肠杆菌为受体开展滤膜接合,筛选并汇集阳性接合子后提取总DNA;通过纳米孔选择性测序减少受体染色体读段,获得用于质粒组装的长读段。同时设置质粒提取测序与细胞内外DNA宏基因组测序,用于方法比较和生态分析研究获得约110万条质粒测序读段,组装得到622条非冗余质粒序列,平均长度为24.21 kb,最长达到202.80 kb;其中441条序列未被同一接合子池的常规质粒提取测序流程检出,在覆盖原有可检出序列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回收范围。图2 不同测序流程对质粒序列的检出情况。(a)FM-NSS长读段与质粒提取短读段的覆盖度比较;(b)不同检出类别的序列数量;(c)两类测序数据对组装质粒序列的比对比例;(d)622条非冗余质粒序列在不同处理阶段及测序数据集中的分布。LR表示长读段,SR表示短读段;Inf、AnaS、AnoS和ActS分别表示进水、厌氧污泥、缺氧污泥和活性污泥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处理阶段的可捕获质粒在组成和功能上呈现差异:研究识别出440条在四类样本中均检出的核心质粒序列,以及32条仅在活性污泥中检出的序列,活性污泥中的独特质粒谱与较高的预测微生物生长潜力相伴出现。研究还从质粒群体层面解析了移动性分型、不相容群与抗性基因的关联:375个质粒可依据复制子序列归入具体不相容群,关联网络显示MOBQ与多类抗性基因具有较广泛联系,IncP型质粒与OXA-58、TEM-176等β-内酰胺类抗性基因存在较强关联。 图3 不同生物处理阶段的质粒组成及功能特征。(a)质粒序列的共享与特有分布;(b)不同质粒组分的MOB类型与不相容群构成;(c–e)功能注释及部分通路相关基因分布;(f)质粒序列与细菌基因组的高重叠比对情况;(g、h)微生物预测生长潜力及相关比对特征。疾病相关通路标签属于序列功能注释,不等同于检出相应病原体或证实致病能力图4 质粒移动性分型、不相容群与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关联。(a)三类遗传特征的关联概览;(b、c)MOB类型和不相容群的数量分布;(d)不同抗性基因类别的数量及平均拷贝数;(e、f)不相容群、MOB类型分别与抗性基因亚型之间的统计关联网络。网络连线表示所分析质粒序列中的关联,不代表已直接验证的转移路径该研究把实验可捕获性与选择性测序衔接起来,在减少染色体背景对测序资源占用、省去单独提取质粒DNA环节的同时,识别出更多常规流程容易遗漏的质粒序列,为追踪污水处理系统中的可移动耐药遗传元件提供了更丰富的序列基础。需要说明的是,FM-NSS所获得的是经过筛选的可捕获质粒组分,其范围受滤膜接合条件、受体兼容性及筛选条件共同影响,不等同于污水环境中的全部质粒。论文第一作者为南方科技大学与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颜玉玺,论文通讯作者为夏雨,南方科技大学为论文第一单位。该研究获得广东省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深圳市科技计划等项目的支持,南方科技大学超算中心及公共研究平台为研究提供了计算资源支持。论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4221-026-00695-w
2026-09-20
近日,南方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郑国贸副教授团队的2025届本科毕业生梁宇戈,在本科就读期间围绕室内新污染物污染特征与人体暴露方向产出系列研究成果,相关论文聚焦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及胺类橡胶添加剂等典型新污染物,为认识城市室内新污染物的环境赋存特征、人体暴露及潜在健康风险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工作一:新型PFAS正在成为不同室内微环境灰尘中的重要污染组分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er-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PFAS)因具有优异的化学稳定性和表面活性,被广泛应用于防水、防油、防污材料及多种消费品中。随着全氟辛烷磺酸(perfluorooctanesulfonic acid,PFOS)、全氟辛酸(perfluorooctanoic acid,PFOA)等传统长链PFAS逐步受到限制,产业正在转向生产和使用短链、超短链PFAS及多种含氟前体物。然而,与传统PFAS相比,学界对这些替代物在室内环境中的污染特征和人体暴露情况仍缺乏系统认识。针对这一问题,研究团队采集了深圳地区家庭、办公室、酒店、火车站、电影院、医院和市场七类室内微环境中的80份灰尘样品,对包括PFAA(全氟烷基酸,perfluoroalkyl acids)前体物、超短链和短链PFAAs以及长链PFAAs在内的35种PFAS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9种PFAS的检出率超过50%,而传统研究中关注较多的PFOA和PFOS已不再占据主导,超短链PFAAs和PFAA前体物成为室内灰尘中的主要PFAS组分。在家庭灰尘中,超短链PFAAs对总PFAS的贡献达到63.4%,PFAA前体物贡献25.9%,两者合计接近90.0%。相比之下,长链PFAAs仅占较小比例。这一组成特征提示,随着传统长链PFAS逐步被替代,室内环境中的PFAS污染谱也正在发生变化。值得关注的是,团队在86%的家庭灰尘样品中检出了超短链PFAS类物质全氟甲烷磺酸(PFMeS,C1),中位浓度为11.0 ng/g。该研究首次揭示了PFMeS在室内环境中的存在,进一步拓展了目前对超短链PFAS环境分布的认识。与此同时,传统的PFOA和PFOS虽然仍被频繁检出,但其中位浓度分别仅为3.41 ng/g和1.27 ng/g,明显低于超短链PFAAs和部分前体物。不同室内场所之间的PFAS污染水平也表现出明显差异。其中,办公室灰尘中的总PFAS浓度最高,中位数达到516 ng/g,随后依次为火车站、酒店、医院、电影院和市场。图1 不同室内微环境灰尘中总PFAS浓度分布图2 不同室内微环境中PFAS组成特征研究表明,室内灰尘不仅是传统PFAS的累积介质,也可能成为记录PFAS产业替代进程的环境储库。尤其是超短链PFAAs具有较高水溶性和迁移性,而部分PFAA前体物还可能在环境或生物体内进一步转化为稳定的PFAAs最终产物。因此,未来PFAS监测与风险评估不应仅关注PFOA、PFOS等传统化合物,还需要将超短链PFAS和前体物纳入长期监测和管理体系。该成果以“The occurrence of emerging per- and polyfluoroalkyl substances (PFAS) in indoor dust from different microenvironments in South China”为题发表于 Environmental Pollution。南科大环境学院2025届毕业生梁宇戈(现为北京大学在读硕士)为论文第一作者,郑国贸为论文通讯作者,南科大环境学院裘文慧、罗树生与深圳市疾控中心姜杰、中国农业科学院李桐、宝安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艾思奇、中山大学向建帮同为论文共同作者。郑国贸课题组成员郭小原、刘成琳、赵佳、程瑶、吕中及胡敏均为研究作出重要贡献。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envpol.2026.128948工作二:从灰尘到手部、空气和腕带,系统刻画胺类橡胶添加剂的多途径暴露在第一项研究对不同室内微环境中新型PFAS污染特征进行系统刻画的基础上,研究团队进一步将关注点从“室内环境中存在哪些新污染物”拓展至“居民如何通过不同环境介质接触新污染物”,以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胺类橡胶添加剂及其转化产物为对象,开展多介质、多途径人体暴露研究。轮胎及其他橡胶制品在生产过程中通常需要添加抗氧化剂、防老剂、硫化促进剂和交联剂等多种化学物质,以提高材料的耐久性和使用性能。其中,橡胶抗氧化剂6PPD及其氧化产物6PPD-醌(6PPD-quinone, 6PPDQ)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由于许多添加剂并非通过化学键固定在橡胶材料中,在产品使用和老化过程中可能通过磨损、挥发和颗粒释放等方式进入环境,并进一步迁移至室内。现有研究大多集中于道路灰尘、水体或单一室内介质,对居民在真实生活环境中通过灰尘摄入、手口接触、皮肤接触还是吸入等途径接触这些化学物质,仍缺乏系统比较。考虑到深圳汽车保有量较高、城市交通活动密集,同时具有较为丰富的橡胶及聚合物制品使用场景,研究团队在深圳招募了109名居民,建立了涵盖室内灰尘、聚二甲基硅氧烷(polydimethylsiloxane,PDMS)被动采样器、手部擦拭样品和硅胶腕带的多介质采样体系,并分析了包括6PPD及其醌类氧化产物PPDQs在内的15种胺类橡胶添加剂和转化产物。通过将环境介质采样与个人被动采样结合,研究进一步比较了不同介质所表征的暴露特征。结果显示,这类化合物在不同环境和个人暴露介质中均有广泛检出,但其组成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室内灰尘是最主要的污染物储库之一,目标物总浓度中位数达到489 ng/g,其中HMMM和DPG的中位浓度分别达到121 ng/g和91.7 ng/g。与之相比,手部擦拭样品中DPhA和DPG较为突出,而硅胶腕带则主要富集HMMM、DCU和DPhA。图3 灰尘、手部擦拭、空气被动采样器和硅胶腕带中主要胺类橡胶添加剂组成值得关注的是,研究在室内灰尘中发现6PPD与其氧化产物6PPDQ呈显著正相关(r = 0.48,p < 0.001),提示二者可能存在共同来源以及产品使用和老化过程中的氧化转化关系。与此同时,灰尘和手部擦拭样品中的6PPDQ也呈现显著相关性,提示室内灰尘可能对手部6PPDQ污染产生一定贡献。但该相关关系并不能直接证明“灰尘到手部”的转移过程,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验证。这一结果也显示,不同采样介质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暴露维度。灰尘更侧重于颗粒物累积,手部擦拭反映近期表面接触,PDMS被动采样器用于表征空气相关暴露,而硅胶腕带则能够整合较长时间尺度下来自不同微环境的个人暴露信息。多介质联合采样因此能够比单一环境样本更全面地反映居民真实暴露情景。进一步的暴露评估表明,灰尘摄入是胺类橡胶添加剂最主要的非膳食暴露途径。儿童经灰尘摄入的目标物估算总日摄入量为1.64 ng/kg bw/day,约为成人(0.275 ng/kg bw/day)的6倍;儿童经手口接触的估算日摄入量为0.335 ng/kg bw/day,也明显高于成人(0.0404 ng/kg bw/day)。这一结果表明,由于较高的灰尘摄入率、更频繁的手口行为以及较低的体重,儿童的暴露水平显著高于成人,是值得重点关注的人群,未来的室内环境健康研究需要更加重视早期生命阶段的暴露风险。基于目前有限的毒理学参考值,初步筛查结果提示现阶段估算暴露水平总体处于较低关注水平。但由于多数胺类橡胶添加剂及其转化产物仍缺乏完善的化合物特异性毒性阈值,长期、低剂量和多种化合物共同暴露的健康效应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该成果以“Occurrence and human exposure assessment of amine-based rubber additives in indoor environments”为题发表于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and Ecotoxicology。梁宇戈和博士生胡敏为共同第一作者,郑国贸为论文通讯作者,罗树生、艾思奇为论文的共同作者,郑国贸课题组成员熊思媛、饶晨阳以及郭小原均为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相关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深圳市科技创新局、南科大高水平专项经费以及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支持。其中,南科大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S202314325010)为梁宇戈本科阶段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复制下方论文链接至浏览器访问,即可查看论文:https://doi.org/10.1016/j.enceco.2026.07.011
2026-09-18
近日,南方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沈惠中副教授团队与合作者在大气黑碳组成及其气候效应研究领域取得进展。研究成果以“Increase in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of atmospheric black carbon since 1750”为题,发表于 Nature Geoscience。黑碳是燃料不完全燃烧产生的吸光性含碳颗粒,也是影响地球气候的重要短寿命气候强迫因子。与二氧化碳相比,黑碳在大气中的停留时间较短,减少其排放能够较快影响地球辐射收支,因此受到气候变化研究和空气污染治理领域的广泛关注。然而,黑碳并非性质均一的单一物质,而是包含不同结构和光学性质的混合物。根据形成机制,可进一步区分为char和soot两类典型组分。char主要由有机物热解,或含碳材料在供氧受限条件下的不完全燃烧形成,而soot主要由烃类在高温条件下经气相过程凝结形成,两者在形成机制和吸光能力上存在差异。现有全球气候评估通常将黑碳作为一个整体处理,较少考虑其内部组分的变化。工业化以来,能源消费和燃烧方式发生了很大转变,不同来源产生的char和soot比例也不相同。这些变化是否改变了黑碳的平均吸光能力,又会如何影响其气候效应评估,仍缺乏系统认识。针对上述问题,研究团队整合约2500次碳组分测量数据,构建了涵盖141类排放源的组分比例数据库,并结合全球多源高分辨率温室气体及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GEMS)中的黑碳排放数据,建立覆盖224个国家和地区、时间跨度为1750-2019年的char和soot排放清单。在此基础上,通过光学实验、湖泊沉积记录对比和地球系统模式模拟,评估了黑碳组成变化及其气候影响。热光实验结果显示,在有机碳干扰较小且测量条件可比的情况下,soot的单位质量吸光能力通常高于char。研究人员通过排放源分析进一步发现,燃煤电厂、柴油机动车和工业锅炉等燃烧效率较高的排放源,其黑碳排放中soot相对较多;居民燃烧和野火等燃烧效率较低的排放源则以char为主(图1)。这表明,黑碳的吸光效应不仅取决于排放量,也与其来源和组分构成有关。图1 主要黑碳排放源的soot与char碳质量比(Rs-c)全球黑碳组成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2019年,欧洲、北美和东亚的人为soot排放量与char相近,而南亚、东南亚及部分非洲地区则以char为主,主要反映了工业、交通和居民固体燃料使用的不同贡献。进一步结合排放量与组分吸光差异发现,相较于将黑碳作为整体处理,区分char和soot后,欧洲、东亚等地区的排放加权吸光潜势估算值有所提高,部分非洲地区则有所降低(图2)。这表明,忽略组分差异可能影响对不同地区黑碳吸光贡献的判断。图2 2019年全球char和soot排放、人为排放组分比例及相对吸光潜势的空间分布从历史变化看,工业和交通部门化石燃料消费增长推动了soot排放快速增加,而居民固体燃料使用是char排放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1750-2019年,全球人为soot排放量由约0.11Tg增至1.99Tg,同期char排放量由约0.59Tg增至3.66Tg,前者增长明显快于后者。随着排放标准收紧和清洁燃料技术发展,发达国家近年来的soot排放下降快于char,表明污染控制也在改变黑碳的排放组成(图3)。图3 1750-2019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同部门char与soot排放的变化两类组分不同的排放变化轨迹,使全球人为黑碳排放中soot的占比由1750年的16%升至2019年的35%。部分湖泊沉积记录中soot/char比例的长期上升,也与排放清单重建的总体趋势一致。研究人员估算,这一组成变化使同期全球新排放人为黑碳的单位质量吸光能力提高约16%(图4)。因此,能源利用和排放源结构的转变不仅改变了黑碳排放规模,也增强了其单位质量吸光能力。图4 全球人为黑碳排放、soot/char比例及相对质量吸收截面的历史变化,并与湖泊沉积记录对比这一变化进一步影响了黑碳的气候效应评估。解析估算表明,在研究设定的假设下,考虑组分及其吸光能力的历史演变后,2019年黑碳直接辐射强迫较整体黑碳处理提高约13.6%。地球系统模式CESM模拟进一步显示,区分char和soot的光学性质后,全球全天空工业时代黑碳直接辐射强迫由0.37 W/m2增至0.41 W/m2,增幅约11%。两种方法均提示,忽略黑碳组分差异及其演变,可能低估其直接辐射增暖效应。该研究强调,评估黑碳气候影响需要同时关注排放量和组分变化,为柴油交通、工业燃烧等soot丰富来源的针对性减排提供了科学依据。未来仍需进一步研究char和soot在真实大气中的包覆、老化、沉降及云相互作用过程,以完善气候模式,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供支撑。南方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申涵为论文第一作者,沈惠中为论文通讯作者。南方科技大学为论文第一单位。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化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相关学者参与研究。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欧国际合作项目的资助。复制下方论文链接至浏览器访问,即可查看论文:https://doi.org/10.1038/s41561-026-02085-z
2026-09-17
近日,2026年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正式发布。南方科技大学水资源工程学科首次进入全球前十,位列全球第7,是学校唯一进入全球前十的学科,也是深圳本土高校唯一进入全球前十的学科。水资源工程是南方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重点建设的特色方向之一。学院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均设有水资源相关方向。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本科专业于2016年获批,是学院第二个本科专业,聚焦地表水与地下水资源一体化研究与管理,开展从分子到全球尺度的水科学问题研究。研究生水环境与水资源方向关注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影响下水循环演变及其生态环境效应,形成水圈多界面过程、水资源开发生态环境效应与调控、全球水环境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预报等研究特色。水资源工程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学院整体师资队伍的支撑。学院组建以来,师资队伍不断壮大,现有全职教师55人、兼职教师2人,其中讲席教授6人、教授/研究教授8人、副教授/研究副教授21人、助理教授/研究助理教授20人。教师队伍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1人、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会士2人、教育部特聘教授4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获得者6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B类)获得者5人、教育部特聘青年学者4人、国务院特聘津贴专家3人、其他国家级人才13人。多位参与学科建设的教师先后在兄弟高校的重要岗位上继续发挥作用,持续为水资源与水环境领域贡献力量。课程体系覆盖水文学与水资源基础理论、方法和技术,并围绕全球气候变化与水循环、水-能关系、生态-水文-社会经济系统、地下水与流域污染防治、流域生态修复等前沿方向设置模块。学院还开设特色课程,组织学生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疆等地开展现场研习与交流,拓展学生全球视野。学生依托产学研合作平台,在水资源优化、水环境治理等真实项目中开展技术方案设计与成果转化,强化“学用结合”。学科以“科研反哺教学、产教协同育人”为导向,培养基础知识扎实、创新能力突出、具有系统思维的科研、管理和工程技术人才。据不完全统计,毕业生主要赴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东京大学等海内外高校深造或工作,或进入政府机构、企业从事水资源与水环境管理相关工作。水资源工程学科的发展,也依托学院整体的平台和学科生态。近年来,学院围绕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低碳与资源循环技术、环境水科学与水安全、环境与健康等领域,持续推进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与科研创新。已获批多个科研平台,包括“土壤污染防治与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共建)、“生态环境部流域地表水-地下水污染综合防治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土壤与地下水污染防控及修复重点实验室”“大湾区滨海大气环境与气候背景站”“广东省地下水污染防控与修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深圳市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重点实验室”“深圳市城市固体废弃物资源化技术与管理重点实验室”“深圳市城市环境健康风险精准测量与预警技术重点实验室”“深圳市环境物联网技术与应用工程实验室”等。从学院整体看,学院建立以来科研产出持续增长,累计发表SCI文章3300余篇,包括发表在Science、Nature及其子刊、PNAS等期刊的高水平论文900余篇。申请专利350余项,获授权专利140余项,承担包括国自然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教育部学科突破先导项目、国自然重大项目、重点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广东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等在内的各类科研项目700余项,获批经费超过7.9亿元。获得包括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青年科学奖、中国青年科技奖、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中国环境科学学会青年科学家奖、广东省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深圳市科技进步奖、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等各类奖项80余项。未来,学院将继续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国际化视野和多学科交叉背景的环境研究与管理人才,为国家水安全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人才与科技支撑。